赵匡胤这一手,后来有人总结成四个字:釜底抽薪。其实没那么玄。他就是把一口锅从灶上端走了,锅还热着,但灶眼空了。后来的人想再架锅,得先找灶;找灶的功夫,火候就过去了。
军权这边刚捋出个眉目,文官那边也有一摊子事。
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个宰相继续留任。这三个人,在后周就是宰相,到了北宋还是宰相,看上去像什么都没变。可赵匡胤心里清楚,宰相这个位子,不能一直让同一拨人坐得那么稳。倒不是说这三位有什么问题——范质谨慎,王溥机灵,魏仁浦老成——问题是,谨慎、机灵、老成,加起来还是后周的班底。新朝要有新朝的气象,可新气象不能靠换招牌,得靠换屋梁。
于是枢密院的权重,慢慢往上走。
枢密院管军令,三衙管军权。军令和军权分开,谁调兵、谁带兵,不再是一个人说了算。赵匡胤把这套东西叫“文武相维”。他跟赵普说:“文臣不怕不懂兵,怕的是兵不懂文;武臣不怕不懂文,怕的是文不懂兵。两边都懂一点,又都不全懂,中间那个‘懂一点’的,就是朕。”
赵普说:“陛下这话,臣记下来,能当祖训。”
赵匡胤摆手:“别记。祖训一记,就成死句子了。活人不能让死句子管着。”
这话说得轻巧,其实底下全是细活。石守信升了副都指挥使,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各有位置,可这些位置怎么摆,谁跟谁挨着,谁跟谁隔着,谁向谁汇报,谁不能直接找谁——每一笔都得算。算错了,就是下一个陈桥驿;算对了,才是建隆元年。
有一天,石守信、高怀德几个人凑在一起喝酒。喝到半酣,高怀德说:“你们发现没有,咱们几个的官,听着都挺大,可仔细一琢磨,谁也不能一个人把事儿办了。”
石守信说:“你才知道?我那个‘副都指挥使’,副字在前头,我念了三天才念顺。”
王审琦笑:“你那算好的。我那个殿前都指挥使,听着威风,可上面还有个都点检——哎,都点检现在没人了。”
张令铎说:“没人了好。没人了,咱们就都是给陛下看门的。看门的把门看好,别琢磨门里头的事。”
几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石守信把酒碗放下:“这话在理。当年咱们在陈桥驿,是兄弟们把黄袍往陛下身上裹。如今陛下坐稳了,咱们要是还把自己当裹黄袍的人,那就离倒霉不远了。得把自己当看门的。”
高怀德说:“你这话,怎么不跟陛下说?”
石守信说:“我傻呀?这话说出来,显得我多明白似的。明白人不用说出来,做出来就行。”
后来赵匡胤请他们喝酒,席间说起北边的事,石守信主动说:“陛下,臣等如今各守其职,北边有慕容将军,京里有臣等,陛下可以睡安稳觉了。”
赵匡胤看了他一眼,笑:“你这话,是真心还是假意?”
石守信说:“臣要是说假话,下回喝酒,陛下罚臣三碗。”
赵匡胤说:“三碗哪够,罚你念十遍官名。”
满座大笑。
这就是建隆元年的第一波封赏与制衡。没有后来“杯酒释兵权”那么有名,也没有那么戏剧性。它更像一个木匠在拼一张桌子:先量好榫头,再敲进去,敲的时候不能太用力,太用力榫头裂了;也不能太轻,太轻桌子晃。石守信这些人,是榫头;慕容延钊,是另一根榫头;范质、王溥、魏仁浦,是桌面上的漆;枢密院,是新加的横撑。赵匡胤坐在桌子后头,手里攥着锤子,眼睛盯着每一条缝。
很多人只记得后来那杯酒。其实建隆元年的头几个月,赵匡胤已经在拆雷了。只是他拆雷不用剪子,用调令;不用火药,用官名。他把“殿前都点检”这口锅端走,把石守信这些兄弟放到副字和副点检的位置上,把枢密院的权重往上提了一寸。每一寸都不大,可加起来,旧权力的架子就松了。架子一松,再想按原来的样子搭回去,就难了。
慕容延钊后来从北边回来过一次。赵匡胤真给他留了一间暖阁,炭火烧得足,茶也沏得好。两个人坐着聊了半天,聊的都是北边的风、南边的雨,没聊点检的事。临走时,慕容延钊说:“陛下,臣那表,上得还算及时吧?”
赵匡胤说:“及时。再晚一点,朕就该做恶人了。”
慕容延钊笑:“臣不能让陛下做恶人。陛下做恶人,臣就是恶人手里的刀。刀有什么好当的?”
赵匡胤送他到门口,拍了拍他的肩:“你知道朕为什么给你留这间暖阁?”
慕容延钊说:“臣不知道。”
赵匡胤说:“朕是让你知道,点检可以不干,暖阁一直有。”
慕容延钊拱了拱手,走了。后来他再也没提过点检的事,赵匡胤也再没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