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德元年十一月,汴京南薰门外的圜丘坛刚垒好最后一层土。
坛是新的。四成、十二陛,径五丈,高九尺,按《宋史·礼志》的说法,“宋初始作坛于东都南薰门外”。但坛底下那套知识是旧的——旧到几乎找不着了。五代五十三年,皇帝换得像走马灯,谁也不耐烦修礼乐。到了赵匡胤这儿,他想正正经经祭一回天,结果礼官们翻遍库房,只翻出一份后唐天成年间留下的《南郊卤簿字图》,“考以今文,颇为疏略,其相违戾者亦多”。
翻译成大白话:图还在,但图上画的那些旗子、扇子、兵器、牲口,跟眼下大宋武库里的东西,对不上号。
范质捧着那份图去找赵匡胤。
“陛下,臣等详定了一本《南郊行礼图》,司天监也重新定了从祀星辰图,呈上。”
赵匡胤接过来翻了翻,抬头看他:“范卿,朕只问一句——这图上画的,有多少是你们从旧本子里抄的,有多少是你们自己猜的?”
范质沉默了一瞬。他是前朝宰相,入宋之后照样当宰相,最擅长的就是在“旧例”和“今上”之间找那条能走的路。但这一回,路不太好找。
“回陛下,抄的约莫三成,推演的约莫七成。”
“七成。”赵匡胤把图往案上一搁,没发火,反而笑了一下,“行。朕要的就是这句实话。礼这东西,最怕的不是不全,是明明不全,还硬说全。”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要紧的:“卿与五使讲求遗逸,遵行典故,无或废坠。但有一条——别为了好看,把朕架在火上烤。”
这话有来由。五代天子祭天,排场一个比一个大,真到打仗的时候,该跑还是跑。赵匡胤从武将堆里爬出来,对“好看”二字有天然的警惕。
十一月十三日,他宿斋于崇元殿。第二天,通天冠、绛纱袍、镇圭、玉辂,一套行头披挂整齐,从明德门出去,先赴太庙。路上他忽然对身边摄太仆的崔颂起了兴趣。
“崔卿,前面那队执旗的,旗上画的是什么?”
崔颂答了。
“后面那排拿长柄家伙的,叫什么?”
崔颂又答了。
“再后面,牵牲口那几个,绳子系在牲口哪个部位?”
崔颂对答如流,“应对详敏”。赵匡胤大悦。这个“悦”很实在:一个武将出身的皇帝,问仪仗问到牵牲口的绳结,说明他不是坐在辂里摆样子的。他是在验货。
十一月十六日,甲子。天没亮透,圜丘坛上的燎炉已经架好了。皇帝服衮冕,执圭,合祭天地,以宣祖配。亚献是皇弟开封尹赵光义,终献是兴元尹赵光美。兄弟三个站在坛上,一个主祭,两个陪祭,场面肃穆得很。
然后出了个小岔子。
将升坛的时候,有司提前铺了一条黄褥子,从台阶底下一直铺到坛面上。意思大概是:天子走的道,不能沾土。
赵匡胤低头看了一眼那条黄褥,站住了。
“撤了。”
有司愣了一下。
“朕洁诚事天,不必如此。”
黄褥撤走,他踩着土台阶上了坛。这个细节被李焘原样收进了《长编》,不是因为它大,是因为它太不像五代天子会做的事。五代那套郊天,排场是给活人看的,黄褥是排场里的排场。赵匡胤把它撤了,等于说了一句没出声的话:今天这坛上,朕不是来演给谁看的。
祭毕,还御明德门。大赦。改元。建隆四年,从这一天起叫乾德元年。
赦文写得极漂亮。什么“三灵眷命,五让兴邦”,什么“岁时屡稔,华夏大同”,什么“干戈渐偃于灵台,文轨皆通于象阙”,一路铺排到“可大赦天下,改建隆四年为乾德元年”。翰林学士们把能用的好词都用上了,核心意思却只有一句:朕祭了天,天收了,所以年号得跟着换一换。
但真正在明德门底下听诏的人,关心的不是年号。
他们关心的是赦文里夹着的那几条“干货”。
第一条:抵法人及没配所者,许归葬。
那些死在流放地的人,骨头可以回家了。五代打仗,输了的一方不仅人死,连尸骨都扔在没人知道的地方。这条恩典不花朝廷一文钱,但它让很多人家等了十几年的一件事,忽然有了着落。
第二条:蠲建隆三年以前逋欠官物。
建隆三年以前欠官家的钱粮,一笔勾销。这条听着大方,底下负责勾销的州县胥吏却头疼了:什么叫“逋欠官物”?灾年欠的税算,那胥吏垫付的算不算?人死了账没销的算不算?赵匡胤没说那么细。但“蠲”这个字一旦写进赦文,里正就得挨家挨户去传话,传话的时候还得解释为什么隔壁老王家欠的能免、你家欠的不能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