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的方式。”
其余几人点点头,他们已经被说服了,海强俏皮地说:“我以为就是好玩而已,没想到后面还有这么多道道。”
“那是,所以我不敢派你去,生怕你把事情弄砸。”秦时竹说,“你们两个师,可以说是北疆国防军的精锐,不仅装备好,人员足。而且经历了实战考验,作为威慑力量,一定要让老袁不敢动武力对付我们的思想。今年的任务,就是抓紧练兵,同时平定内蒙,特别是消灭那些与外蒙勾结的内蒙王公。记住,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有名正言顺的借口。万不可兴无名之师。”
夏海强苦笑:“老大,我遇到了麻烦,听说贡桑诺尔布郡王现在正极力策划‘独立’运动,而且此人背后还有日本人地支持。”
日本地支持,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早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贡桑诺尔布袭爵时,日本就开始关注、拉拢,以插足东蒙古地区。
据资料显示,1902年至1903年间。
日本派出伊藤柳太郎、吉原四郎、横川省三等间谍人员在东蒙地区调查和搜集沙俄军事情报之际,还派间谍河原操子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潜入王府,一面教书,一面进行调查。
1903年冬,日本政府通过驻清公使内田康哉发出邀请。
贡桑诺尔布和外蒙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的长子祺承武、肃亲王的长子宪章等人,在未得清政府许可下,由天津私搭日本邮船东渡,参加在大阪举行的第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
明眼人都知道。
所谓的参观,都是幌子,真实目地在于政治合作。
在这次会面中,贡王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建立了很亲密地关系。
不久,日本驻清廷公使吉原四郎同喀喇沁中旗、土默特旗和奈曼旗等蒙古王公订立了买卖步枪及子弹的合同。
1905年,受贡桑诺尔布之委托,在喀喇沁做过农业改革调查地日本农商省技师出具了一个报告说,该地已全面农耕化。
而且由于‘滥垦’,土地已经荒废,山上一棵树也没有了,借此宣扬蒙汉民族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贡王的厉害之处,因为清廷当时对开垦还有禁令,一方面这样说不会得罪朝廷,另一方面又能激起不明真相的普通蒙古族民众对汉族的反感。”秦时竹自言自语道,“海强。你的任务不轻松啊!”
“不轻松也得干。善耆和川岛老贼不也一起挂掉了嘛,他贡王想走这条不归路。咱们就成全他!”夏海强满不在乎。
“不可轻敌。”
“这贡王和善耆混得这么熟悉,看来也不是什么好鸟。”
“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
葛洪义告诉他们,“清帝退位后,驻京蒙古王公视清朝覆灭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他们地政治主张与活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分化。
一部分王公转向投靠袁世凯;另一部分王公则另寻出路,在外人的支持下,大搞所谓民族‘独立’活动。
当然,典型就是贡王和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王棍楚克苏隆,甚至不惜前往俄国驻京公使馆联系求援,探询俄国援助内蒙古加入大蒙古国的可能性。
由于时局限制和马占山在呼伦贝尔的举动,俄国外交官解释说,‘俄国同情于内立,但是俄国不可能给予援助,由于地理和政治方面地因素,俄国的援助只限于外蒙古’,对这些人的试探,避而未作肯定的回答。”
“这么看来老毛子是不会插手了,好地很!马占山干得不错!”
“贡王不死心,立即转向与日本人联系,以获取他们的支持,你们知道牵线人是谁?”葛洪义神秘地问。
“谁?”
“就是肃亲王善耆和川岛浪速。”
通过他们与日本外务省的联系,得到了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和参谋本部福岛安正大将的支持。
不久,东部蒙旗一部分王公在小库伦秘密举行集会,决意投靠日本势力,实现‘独立’,并由在小库伦学习蒙古语而进行间谍活动的日本陆军大尉松井清助上报日本有关方面。
随后日本军部与贡桑诺尔布之间订立了极其秘密的‘契约书’和‘借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