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天”,是组织上反复推敲才定下来的。“东西”送得太早,藏在身上,夜长梦多;“东西”送得太晚,赶不上宴席,误了大事。三天,不多不少,正正好。组织上还特意叮嘱了林微一句话:“这颗纽扣,到了你手里,你就别让它,离了你的身。”林微应下了。她当了这么多年“交通”,深谙一个道理——“东西”在手上放得越久,风险越大。可这桩差事,容不得她“快”。她得忍着,把“东西”藏三天。
宴席前三天,林微收到了一样“东西”。那“东西”,是通过一条极隐秘的线送到她手上的。那天傍晚,林微下了工,从“维多利亚”西餐厅后门走出来。她沿着那条窄巷走了一段,在一个墙角停了一下,弯腰,系了系鞋带。她起身时,手里已经多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物件。那物件用一层薄薄的油纸包着,掂在手里,轻得像一片羽毛。林微没有当场打开它,她把它攥在手心,走回了住处。她回到住处,关上门,拉上窗帘,才把那物件取出来,放在灯下仔细地看。
那是一颗小得不能再小的“纽扣”——准确地说,是一颗用白色“象牙”磨成的“纽扣”。它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圆圆的,白白的,看起来跟寻常的纽扣没什么两样。可这颗“纽扣”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她小心地,把那颗“纽扣”放在灯下,翻过来看它的背面。纽扣的背面有一道极细的纹路,那纹路要凑得很近才能看清。那是“微雕”——那微雕,是一卷胶片上刻下的一段“密写情报”,再经过“微缩”,藏进这颗纽扣里的。
林微见过这种“微雕”。那是她刚当“交通”那会儿,跟着一个“老前辈”学“认东西”时见过一次。那位“老前辈”曾给她看过一粒米,那粒米上刻着整整一页的字。那位“老前辈”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她听。林微当时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没想到人的手能巧到这个地步。那位“老前辈”告诉她:这“微雕”的手艺,是她们这一行传了几十年的“绝活”,做它的人都是些“神手”,在显微镜下一坐就是一整天。“这样的东西,”那位“老前辈”说,“最是金贵。它小,小得谁也找不着;它精,精得谁也仿不了。可它也最是险——它要是一旦落在不该落的人手里,那可是,一大家子人的命。”林微把那位“老前辈”的话,记了一辈子。
如今,那颗刻着“密写情报”的“纽扣”到了她手里。做它的人要在显微镜下用极细的针尖,在一粒米大小的胶片上刻下几千个字。刻的人,手要稳;看的人,眼要准。而传递它的人——也就是林微——要做的,就是把这颗“纽扣”稳稳当当地送到它该去的地方。林微把那颗“纽扣”在灯下看了很久。她没有“读”那颗纽扣里的“内容”,她不能读,她也不需要读。她的任务不是“看”,是“送”。可她心里有数,这颗纽扣里藏着的,是一份“预警”。那份预警来自地下党的情报网,它说:日伪,即将对孤岛外的一处抗日据点动手了。这份“预警”,要借军统的渠道送出孤岛,送到该到的人手里。
林微知道那处“抗日据点”。她虽然没有去过那里,可她听说过——那是孤岛外一处山里的游击营地,驻扎着一支抗日的队伍。他们打游击,断敌粮道,搅得日伪不得安宁。日伪早就想端掉那处营地了,只是他们一直没找到那处营地的确切位置。如今,他们找到了。他们正调集兵力,准备对那处营地动手。这份“预警”,就是要把这个消息抢在日伪动手之前送出孤岛——它每提前一天送到,那处营地里的人就多一分转移的时间。林微把这份“预警”的“分量”在心里掂了又掂。她掂出了一种“沉”,那“沉”压在她心上,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她这颗“纽扣”里藏着的不是几个字,那是几十条人命。它多耽搁一天,那处据点的人就多一分危险。烟头燃到了指缝,他才觉出烫,随手在桌沿摁灭,灰落了一滩。
林微把那颗“纽扣”重新用油纸包好。她没有把它放进抽屉,也没有把它藏在枕头底下,她把它缝进了自己贴身衣裳的衣角里——那里,是她“藏东西”的老地方。这几年,她经手过的那些“东西”都是藏在那里的,她从没有让它们掉出来过。缝好“纽扣”,林微坐在灯下,没有睡。她开始一遍一遍地演练那场宴席上的“交接”。她演练的,是“倒酒”。他端起茶,茶已经凉了,沿口一圈茶渍,他没喝,又搁回桌上。
宴席那天,她要端着酒,走到那个“该接东西”的人面前,替他斟酒。她要趁斟酒的工夫,把那颗“纽扣”从袖口里滑出来,顺着他面前那只酒杯的杯沿,滑进他的掌心。她要让这个动作做得“自然”,要让它看起来只是一个“侍者”在“倒酒”。其实,这场“交接”不是没有“约定”的。组织上给林微定下了一个“暗号”:宴席那天,她要留意一个“手势”——那个该接“东西”的人,会在宴席上做一个“整袖口”的动作。她一看见那个动作,就知道那个人就是她要“交接”的人,她就要端着酒走过去替他斟酒。这个“整袖口”的暗号,是组织上跟那边早就对好的。远处有枪声,闷闷的一声,又没了,像谁家倒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