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岛,红毛番的风柜城。
石头垒成的要塞矗立在海岬的最高处,灰白色的城墙在七月的阳光下泛着刺眼的白光。
城墙上几门铁炮的炮口朝向大海,黑洞洞的,像几只沉默的眼睛。
海上,一艘停在两军中间的大船甲板上,摆了一张长长的桌子。
南居益坐在桌子的一端。
他穿着一件绯色圆领袍,补子上的锦鸡纹在日光中闪着银亮的光。
年逾六十的他,头发花白,灰黑参半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
他的腰背挺得笔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目光沉稳,看不出半点疲态。
他身后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参将俞咨皋,三十出头,面色黝黑,身材魁梧,双手抱在胸前,目光警惕地在厅内扫来扫去。另一个是通事,姓林,四十来岁,面皮白净,留着短须,微微弓着身子,随时准备翻译。
南居益的目光落在桌上的茶碗上,没有端起来。
他不想喝红毛番的水。
坐在他对面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澎湖指挥官雷尔生。
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但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藏着几分焦躁。
半年的围困,已经让他的耐心消耗殆尽了。
粮食越来越少,火药越来越少,士兵越来越疲惫。
从巴达维亚来的援船迟迟不到,而明军的包围圈却越来越紧。每天都有小船试图突破封锁,每天都有士兵在城墙上值守,等着不知什么时候会来的炮弹。
桌子的中间,坐着郑芝龙。
三十岁的他正值壮年,五官端正,眉毛浓黑。
没有戴冠,头发用一根木簪束着,腰板挺得很直,目光在南居益和雷尔生之间来回移动。
他是以李旦的名义来的。
东海最大的海商头领,手下的船队上百艘,人手上万。
海商和海盗的界限本来就模糊得很,李旦不想看到澎湖继续打下去。
战争影响了他的生意。
自荷兰人来了澎湖,不断劫掠之下,走私的船北上的船就少了很多。
而从去年以来,南居益封锁月港,严查走私,更是一船货都没到过他手里。
虽然江南一带他的大部分生意不受影响,但是少了月港一带的输出,利润还是下滑不少。
所以李旦派了郑芝龙来——既当通译,也当说客。
郑芝龙是个人才,精通大明官话、荷兰话、葡萄牙话、日语和闽南语。
他的舌头比他的刀还快,这是他能在李旦手下站稳脚跟的本钱。
桌上没有茶,也没有酒,只有几碗凉水。
谈判已经开始了半个时辰。
林通事把南居益的话翻成荷兰语,断断续续的,有时候词不达意,需要郑芝龙在旁边纠正。
雷尔生说话的时候也是先讲荷兰语,再由郑芝龙翻成官话给南居益听。一旁的林通事只是起到了监督作用,免得话传错了。
一层一层地翻,像隔了好几层纱,话里的味道都变了。
但意思还是能传到的。
南居益的态度很明确:红毛番必须撤出澎湖。
“澎湖乃大明疆土,”林通事把南居益的话翻成荷兰语,郑芝龙在旁边听着,偶尔插一句纠正,“尔等占据数年,侵扰沿海,劫掠商船,大明不能容。今本官奉旨驱敌,尔等若不退,大军四面合围,水陆并进,玉石俱焚。”
南居益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是眼神就直直的盯着对面。
那居高临下的眼神让雷尔生很不舒服。
雷尔生听完翻译,灰蓝色的眼睛也反盯着南居益。
“我们是来做生意的,不是来打仗的。”他开口了,郑芝龙再翻官话,话里的棱角都被磨圆了,“荷兰共和国不想跟大明为敌。我们只是想在大明沿海找一个地方,建立商馆,进行正当贸易。如果大明允许我们在澎湖贸易,我们可以撤走军队,只留商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郑芝龙在翻这段话的时候,目光在南居益脸上扫了一下。
南居益没有看郑芝龙,目光始终落在雷尔生身上。
“大明有市舶司。”林通事翻着南居益的话,“尔等要建立贸易,去广州市舶司,按大明的规矩办。澎湖不是贸易的地方,澎湖是大明的海防门户,不能让外番占据。”
翻译传到雷尔生耳朵里,他生气起来,“广州?”他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广州的官员不接受贸易,他们只接受朝贡,我们荷兰共和国不是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