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垣之法虽然不能让儿子正式拜师,但能达到目的就行。
朱常润眸色赞许,示意他继续。
“再者,殿下可以修书一封,上奏京师。” 周维垣自己越想思路也越是放开,“为张江陵请一道旨意,请朝廷恢复他‘文忠’的谥号,补荫张氏后人。这奏疏上去,哪怕留中不发,或者被驳回来也不要紧,重要的是殿下的姿态。如今朝廷正吵着枚卜大典的事,没人想着替张江陵说话,宗室里更是第一个。张懋修等人最大的期盼,就是恢复其父的名誉。有人替他父亲声张,这份情,比万两黄金还重。”
“到了那时,世子要读书问学,只需以‘请教典籍、问习史事’的名义,常去书局走动就是了。没有拜师的名分,没有授官的规制,名正言顺。旁人就算想说什么,也挑不出半分错处。”
话说到这里,便已通透。
既不碰藩禁的红线,又能遂了惠王的心愿,全在一个 “名” 字上转圜。
如今的层层藩禁,把藩王的活动空间死死压在王府城内,修书、刻书、藏书就成了各家藩王正名的最优办法。
朝廷不仅不禁止,反而鼓励藩王 “崇文向学”,将其视为 “贤藩” 的标志;专注文化又等于主动向朝廷表明 “无政治野心、安心享乐”,能降低猜忌;
而且藩府有的是银子,刻书不惜工本,质量超过很多官刻。
如此质量高、传播广,还便宜,在士林间也颇得赞誉。
张居正已在天启年恢复官职祭葬,不再是 “罪臣”,惠王出面刊刻其文集,属于典型的 “崇文重贤” 操作,完全符合藩王的常规操作。
朝廷还应该嘉奖其行为。
朱常润听罢,爽心的笑了笑:“周长史果然熟稔典章。就按你说的办。书局之事,你着手安排,银两从内库出,这事无论成与不成,为张江陵修书一事,本王接了。”
回头吩咐吕福,“去王城边上买一处院子,越大越好。置办好了,做王府的刻书坊。”
“上疏的稿子,就劳烦周先生了,开春便发往京师。”朱常润越想越觉得此事要办,还得大办,“另外,周先生,再请一道旨意,就说本王愿意每年花五千两投入书坊,以‘保存先贤典籍、兴盛地方文教’为名,向皇上求一块书馆匾额,你看如何?”
“殿下此举甚善,臣领命。”
周维垣躬身应了。
朱常润也有点得意。
这不光是善,而且还能恶心一下自己那侄儿皇帝。
朱由检这会是又穷又吝啬,想到自己这个藩王每年要花五千两刻书,怕是心里腻歪到不行。
但是这一请,怕是这皇帝即便因为个人原因不爽,也不得不答应。
皇帝即位还不到两年,这会正全力塑造圣君初政、拨乱反正、文治中兴的形象。
此时藩王上疏请设书馆、求御匾,对崇祯来说是绝对的好事。
惠王作为宗室长辈,主动以文教事相请,是对新君的认可与归附。他刚上位,正需要宗室层面的稳定支持,绝不能驳回这份示好。
赐一块御匾,就能向天下士林传递“皇帝重视文教、鼓励典籍保存”的信号,不花钱又得名望,政治收益极高。
这次如果皇帝不答应,那朝廷官员估计就要上奏去问他到底是怎么个意思了。
而且自己孩子好像一个接一个还不少,以后一个个请老师也麻烦,有这样一个书坊在侧,岂不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朱常润正思忖间,却听周维垣道:“殿下,臣尚有一言。张老先生学问固然渊深,终究是待以宾礼的前辈,不可能日日守在案头督导课业。世子日常识字、诵书、习字的根基功夫,还得有一位专司教习的人常在左右,方能步步扎实。这人也轻忽不得,得才学相称,又安分知进退,才不致误了世子。”
朱常润颔首,收了笑意:“你说得是。本王倒差点忘了这事,周先生可有人选?”
“臣也寻摸了两年,有二人可推,殿下可择其一,也可并用。” 周维垣徐徐道,“首推竟陵谭元春,天启七年湖广乡试解元,文名震彻三楚。此人博通经史诸子,评点史书诗文最有见地,笔锋灵动,眼界开阔,绝非只会抠八股章句的腐儒。只是时运不济,会试落第,如今四十三岁,尚是一介布衣,乡居着书。”
“此人的好处,正在于有才学而无官身,无党争背景,无朝堂野心。论功底眼界,教世子绰绰有余;论身份风险,一介布衣,不授王府官职,全不沾藩禁的边。竟陵距荆州仅两百里水路,快船三两日便到,往来极便。以他如今科举失意,或许不会推辞。”
“若是殿下觉得谭解元文不可,还有一人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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