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则更显淡然。当初惠王自请献三年岁禄、自筹资粮就藩,本就替朝廷省了一笔藩封银;如今出海采办、自养护卫,更不用伸手向国库要军饷。
藩王自谋生计,不与朝廷争利,在户部眼里便是好事。
眼下陕西赈灾的粮米、辽东欠发的军饷、西南叙功的赏银,处处都是填不满的窟窿,能少一份支出便少一份。
谁还能有心思去计较几千里外的几艘海船、几千流民的安置事宜。
其余吏部、礼部、工部诸司,则几乎是全然无感。
既不涉官员黜陟,也不涉典礼规制,更不涉工程钱粮,便与本衙无干。
官员们私下偶有议论,也只当是先帝成命、皇帝认可,轮不到他们置喙。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朝堂多年的规矩。
只有少数几人在暗中琢磨着皇上的态度。
真正起波澜的,是都察院与六科的言官群体。
旨意传开当日,几名东林苏松派言官便聚在了一处。
本以为拿 “藩王违制” 能稳稳扳回一局,谁料人家有先帝明旨兜底,一拳砸空不说,还落了个 “风闻失察” 的申饬。
咽不下这口气是真的,可再拿 “劫掠商民”“护卫违制” 说事,已经站不住脚。可先帝的明旨摆在那!
几人商议半宿,当了言官自然要弹劾,既然藩王动不了,那在这事上,其他人可有错处。